补贴扶持政策

除了福利国家一般性高福利制度的弊病外，仅就住房福利而言，廉租房制度也有一些独特的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必须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协调推进。一方面要推动企业整体上市，具备条件的大型企业可实行股权多样化，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推进铁路、盐业、电力、电信、石油、民航、市政公共事业等国企改革，还要打破垄断。

我们保守地估计，到2020年，仅中国大陆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就会超过120家，将居世界第一位，这与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地位大致相当。我们的经济改革是旨在提高中国所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既不能像50年代那样消灭私营经济这条腿，更不能像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私有化那样砍掉国有企业这条腿，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两条腿走路，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走得快、走得稳，越走越宽广，越走前途越光明。一种是认为现在是国进民退，世界银行刚公布的报告也建议中国政府要进一步让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另外，在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中国又形成了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两条腿，它们都是中国国内企业，尤其是前者已经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体，引进和利用世界技术的重要渠道，也是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来源的半壁江山，因而中国就比其他新兴经济体，例如印度、巴西的两条腿要长得多、快得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是印度、巴西进出口贸易的总量的5.5倍和7.6倍(据2010年有关数据)。以2011年新的数据为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9.9%，私营企业增长19.5%。

毛泽东同志1937年便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路线问题解决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战略问题解决之后，战术问题就成为关键。据新华社12月17日的新闻稿称，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所通过的新预算法修订的基本原则是：（一）增强预算的科学性、完整性和透明度。

按照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的论述，世上没有掌权者会自愿和主动地约束和捆绑自己的权力。2012年两会上，诸多民生问题为热点。例如，《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自2011年8月30日起在网上挂出，经过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的意见、批评和反复修改后，在今年的两会经人大代表投票通过。预算法修订的艰难博弈 现行的《预算法》，是1994年3月22日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

政府部门自己给自己定做法律规范，本身就很难打造出能真正束缚自己脑袋的紧箍咒。对财政机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明确表述。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和财税大幅增加，《预算法》和《实施条例》颁布实施不久，诸多问题和弊端就很快出现了，这些问题被全国人大预算工委主任高强归纳为六个方面：对预算编制完整性缺乏明确表述。但也许很多网民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只有深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中国现有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一些民生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得以根治。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审批、管理、使用、偿还等缺乏具体规定。无论全国人大财经委的一些官员、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还是财政学、税法学专家，乃至一些宪法学和经济学学者和一些关心中国未来改革进程的社会有识之士，近些年来一直呼吁和敦促重新修订《预算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删节版曾发表于《新民周刊》，经韦森教授授权刊出） 来源: FT中文网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预算法修正案 。第三，由于在目前的预算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社会公众不公开透明，每年的财政支出和项目建设资金也不受任何（包括人大）的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这就为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预留了空间。这些问题包括房价过高、物价上涨过快、收入分配差别过大、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社保的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和覆盖面不够、普通民众的老三难（上学、看病、就业），以及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不断发生且屡治不果等社会问题。既然现有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存在种种弊端，从预算制度改革上启动中国政府体制乃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势在必行和刻不容缓的地步。

然而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有关方面还是迟迟不将修正案草案在全国人大网上公布，只在很小的行政圈子和专家中部分征求了一些意见，甚至还对一些近些年呼吁预算民主和财政公开透明的专家乃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保密。据悉，这一修正案曾借鉴了世界上许多国家预算制度的优长和经验，强调了对政府部门财政收支预算及执行的限制和监督，是一部比较接近现代民主政治精神的草案。

这样修订预算法，很难说是合宜或符合现代宪政体制下的法治精神。这说明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有制度原因，这些制度原因与我们现有的财政预算体制密切相关。

即便是如此，修正案还是有一些进步。如果加上各级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保守估计，目前全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财力也在17万亿至18万亿，甚至更高。对规范预算管理执行缺乏严格约束。这次重启预算修法，与上次有很大不同，先由全国人大预工委和财政部分别起草一份草案，最后在2010年拼出一个双方共同认可的修正案（草案）初稿，随后又在国内一些部门和专家学者之间小范围闭门征求意见（笔者曾参加了一次讨论会），进行修正。尽管进一步深化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但多数网民还是更多关注关切自身生计的一些民生问题。各级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要纳入预算。

修改1994年制定的，已经不适应最新发展状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乃是这一改革的关键一步。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一些民生问题就会不断出现，并且累积。

对预算监督和违法行为追究缺乏可操作性。2009年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决定重启预算修法进程，并成立了由全国人大预算工委主任高强牵头，由人大预工委、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审计署等十几部门联合组成的新《预算法》起草小组。

何时把《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按照全国人大的立法惯例，新法的制定和现有法律的修订，均要事前在人大网站上挂出来，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根据意见加以完善修改，然后再上会审议并经人大投票通过。自1951年8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预算决算暂行条例》，到在1988年3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马洪等32名代表提出制定预算法的议案，再到1994年中国第一部《预算法》的制定、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政府预算制度的历史进步。

譬如，我们这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每年政府用在医保上的钱，还只有2000多亿元人民币，与一个人口不到1079万的希腊政府每年用在社保上的钱差不多。由此看来，完不成从建设财政和发展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医保、社保和普通民众的老三难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本解决。《预算法》加《实施条例》，实质是确立了中央和地方分税的财政体制，构建了沿用至今的财税体制基本框架。将上述两项加起来，政府收入就已高达13.5万亿。

概言之，像预算法这样一部实质性约束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收支行为、且对一个国家实际运作极其重要的法律，不能在不广泛征求社会各阶层——实际上大多数纳税人——意见的情况下上会通过。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全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

从中国经济增长需求的角度当然能轻易得出中国需要核电的结论，但一个国家的核电，若仅仅建立在经济增长的需求基础上，却是极其危险的。在核能的新发展中，法国显得日益保守，在德瑞两大邻国弃核的冲击下，并没有新的扩张计划。

真理往往首先是由少数人知道和坚持的。日本311事件以来的一年，许多日本人民，包括一些日本政治家，如日本福岛县知事佐藤雄平，已经完全觉醒。

这一点典型地反映了工业文明的历史局限性。日本有远见的政客，因为反核，他们有可能从政客转变为名垂青史的政治家。例如，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是保守和自私的。新兴大国的制约核能发展的科学力量和社会力量有限。

由此，日本可能把大量的投入进入替代核能的替代能源技术中。3月11日灾难纪念日，上述日本福岛县知事佐藤雄平向世界发表《福岛宣言》，宣布福岛将只发展可再生能源，不再依靠核能。

如果说在日本311事件前瑞士和德国还有主张保持核能的政党和利益集团，那么，311事件一年来，这些欧洲国家已经没有一个党派认为还有可能再兴建新的核电厂。这在上述许多日本人士的大量文章中已经揭发出来，即人造的文明的危机。

由此不仅开启新的能源时代，而且可能带来新的产业文明。没有想到，正是311，给了日本一个重建和重生的历史机会。